1960年代末的一个冬天，黄河上游的寒风裹着沙粒直往人脸上扑。兰州军区机关院里，一位头发已经斑白的政工干部，在会议室里反复翻看一摞文件。有人劝他休息，他摆摆手：“西北这么大摊子，心里哪放得下？”这位常年扎根大西北的将领，就是后来在甘肃和兰州军区担任“一把手”二十多年，却在1977年被一口气免去4个职务，回京等待5年迟迟没有工作着落的冼恒汉。
这一段经历，横跨从红军长征到1980年代初的拨乱反正，时间很长，情节也不算轻松。要看清他起落的原因，绕不过三个舞台：西北战场、大西北建设，以及那个风云突变年代里的兰州铁路局。
一、长期扎根大西北的“政工老兵”
冼恒汉与大西北的缘分，要从1936年说起。那一年，红军长征到达陕北，西北根据地逐渐稳定下来，大批红军指战员被分配到陕甘宁一带工作，承担起巩固根据地、动员群众、整编队伍的任务。冼恒汉正是在这一阶段，进入了西北方向的部队政治机关，开始了与黄土高原长期相伴的岁月。
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，八路军在华北、晋西北与日军对峙，西北后方不仅是兵员和物资的集结地，也是政治工作、宣传教育的重要阵地。冼恒汉在这里，一边参与部队整训，一边组织政治教育工作。那时候的西北部队条件艰苦，很多政治干部既要写材料，又要上前线鼓动士气，工作范围相当宽泛。
1949年，解放战争进入收官阶段，西北战场迎来关键一战。随着西北野战军推进，兰州在当年解放，中央开始着手组建统一的西北军政机构。冼恒汉被任命为西北军区政治部副主任，后来又担任政治部主任，工作重心放在部队思想政治建设和干部队伍管理上。
1955年，国家对大军区进行调整，原西北军区撤销，划出兰州军区，负责西北方向的国防和部队建设。这一年，冼恒汉担任兰州军区首任政委。对于一个长期在西北工作的政工干部来说，这既是延续，也是新的压力。兰州军区辖区广阔，从青藏高原到河西走廊，部队分散驻扎，后勤困难，政治工作难度远超东部沿海地区。
有意思的是，这段时间的冼恒汉，已经不再是冲锋在前的年轻军政干部，而是逐渐成为军区层面的“老政委”。他不仅要管军队，还要与地方党政机关协调配合。西北地区当时经济基础薄弱，民族、宗教、交通等问题交织在一起，军地关系处理不好，就可能影响整个区域稳定。
可以说，1950年代中后期到1960年代中期，冼恒汉的大部分精力，都放在大西北军事防务和军队建设上。从职务安排看，他已经成为西北方向的骨干人物；从生活轨迹看，他大半辈子都在这片土地上度过，对当地情况极为熟悉。
二、从军区政委到甘肃“一把手”
到了1960年代，国家形势和政治环境出现剧烈变化。1966年之后，全国范围的大运动迅速蔓延，各地党政机关受到严重冲击。甘肃这种西北老根据地、省情复杂、经济基础薄弱的地区，在政治风潮中更容易出现管理真空。
在这种背景下，中央决定让部分军队干部“支左”，参与地方政权恢复和生产秩序维护。1967年前后，兰州军区承担起对甘肃支左的重要任务。冼恒汉作为军区政委，被推到甘肃地方工作的前台，先是参与领导工作，随后一步步成为甘肃省委主要负责人。
那是一个军队干部大量进入地方领导岗位的时期，很多安排带有明显的“临时性”，但冼恒汉在甘肃的角色，却逐渐稳定下来。他不仅是军区政委，更是甘肃地方“一把手”，既要抓军区，又要抓全省工作，权责范围极大。
甘肃地处西北腹地，降水量少，干旱频发，农业生产高度依赖水利设施。1960年代前后，很多地方缺乏可靠灌溉系统，不少农民只能看天吃饭。一旦连续干旱，老百姓外出讨饭、外出谋生的情况就会增多。
在这样的自然条件下，要稳住局面，水利建设就成了绕不开的重点。冼恒汉在主持甘肃地方工作时，把很大精力用在兴修水利工程上。渠道、闸坝、小型水库，一批批项目被安排上马。虽然当时技术条件有限，大型工程不多，但通过这些基础性设施，部分地区的灌溉面积扩大，粮食产量得到了一定提高。
有老干部后来回忆，当年一些曾经频繁外出讨饭的村庄，随着水利条件改善，逐渐能靠本地土地过活。不能说从此彻底富裕，但至少基本口粮有了保障，外出乞讨的现象明显减少。对当时的西北农村来说，这种变化意义并不小。
冼恒汉主持地方工作的那些年，甘肃在农业生产、地方基础设施建设方面，确实取得了一些成绩。这一点，即便在后来回顾那段历史时，很多人也予以肯定。不得不说，这与他长期了解西北情况、习惯吃苦、重视基层工作有很大关系。
然而，地方工作从来不是单线任务。甘肃不仅有农业，还有矿产、铁路、工业等多条战线。而真正让冼恒汉后期陷入困局的，并不是某项具体经济工作，而是一个看似属于部门系统管理的单位——兰州铁路局。
三、兰州铁路局的两派之争
兰州铁路局归铁道部直接领导，但线路和站段大都在甘肃境内。这种“部门管理与属地重叠”的格局，在平稳时期问题不大，在政治风浪中却容易演变成多头矛盾。
在大运动之前，兰州铁路局内部矛盾就已存在。干部队伍中对管理方式、路线方针有不同意见，加之铁路系统自身层级复杂、专业性强，稍有纷争，就容易拉成两个阵营。到了运动高潮阶段，这种分歧被迅速政治化，形成了两个相互对立的派别，其中一派打出“红三司”等组织名号，另一派则自认更“正统”。
铁道部派出的工作组与甘肃省委，对这两个派别的看法并不一致。铁道部更看重铁路运输稳定和系统内部传统关系，而甘肃省委则从地方秩序、政治形势出发，作出自己的判断。中央有关部门一度多次协调，但终究难以完全统一认识。
在这样的背景下，上级接连下发了三个文件，明确表示支持以“红三司”为主的那一派。作为甘肃地方“一把手”，冼恒汉必须表态。面对白纸黑字的文件，他选择了执行。甘肃省委随后按照文件精神，在政治上支持这一派，并希望通过工作，把另一派也团结进来，实现“联合起来，共同工作”的目标。
然而现实比文件复杂得多。铁路系统与其他行业不同，岗位高度专业化，调换干部、重组班子，一旦尺度把握不准，很容易影响运输秩序。随着政治斗争加码，兰州铁路局中原本属于另一派的一部分干部被撤换，据说人数接近上千。新班子虽得到了文件上的“背书”，但在实际运转中，旧有矛盾并未真正化解，反而在暗处继续发酵。
值得一提的是，铁道部后期开始对全国铁路系统进行整顿，强调秩序、纪律和统一指挥。兰州铁路局自然成为整顿重点之一。铁道部的工作组进驻后，对此前甘肃方面支持的那一派提出质疑，很多原先被调整的干部，被认为“不该撤职”，要求恢复原职或者给予妥善安排。
冼恒汉此时的处境颇为尴尬。一方面，他曾依据上级文件支持了某一派，也在省里做过明确部署；另一方面，铁道部是铁路系统上级主管部门，有权对干部任免提出意见。地方与部门之间，在兰州铁路局问题上的分歧不断扩大，铁路局的实际工作被夹在中间，管理一度十分混乱。
1976年，“四人帮”被粉碎，全国政治气氛开始发生变化。中央决定对一些严重问题单位进行调整整顿，兰州铁路局再次被提上议程。冼恒汉被叫到北京，参加有关兰州铁路局的会议，并把新的指示精神带回去，要求对“不该撤职”的干部给予复职，对原来处理过重的情况进行纠正。
有传闻说，当时他对部分具体措施心里有顾虑，担心草率调整会带来新的不稳定，因此在执行过程中显得并不积极。但从已知信息看，他并没有完全拒绝执行，只是在节奏和方式上存在争议。总之，兰州铁路局的整顿进展不顺，铁道部和地方之间的矛盾并未得到根本缓和。
从制度角度看，当时全国不少行业都存在类似问题：中央部门掌握行业管理权，地方党委又要对辖区稳定和生产负责，两者遇到冲突时，很容易互相指责“干预过多”或“配合不力”。兰州铁路局的两派之争，只是其中一个较为典型的案例。
在后来的责任追究中，冼恒汉承认自己在铁路局问题上，确实存在“支持一派、压另一派”的错误，也承认对部分干部处理过严。但他强调，自己主要是执行上级文件精神，当时的文件和指示并非他个人制订，铁路局干部的大规模撤换，也有铁道部整顿的因素，并不完全由地方单方面决定。
这种“执行与决策之间”的张力，在很多特殊时期的干部经历中都可以看到。对冼恒汉来说，这场风波最终成为他政治生涯的关键转折点。
四、1977年的免职与5年的“等待”
1977年6月，冼恒汉再次赴北京开会。这本是一次正常的工作会议，他按惯例向有关方面汇报甘肃工作，尤其是兰州铁路局的进展情况。然而，会期中途，他接到通知，被免去了甘肃省委第一书记、省革委会主任、兰州军区政委兼党委第一书记等一共4个重要职务。
这一决定来得非常突然。会后，有人小声问他：“老冼，你回兰州还管不管？”他沉默片刻，只说了一句：“组织怎么安排，就怎么走。”从那一刻起，他再不是甘肃的“一把手”，也不再是兰州军区的政委。
值得注意的是，当时对他的处理，并没有给出“组织结论”式的严厉处分，而是安排他留在北京，等待进一步安排工作。也就是说，职务被免，但并未定性为严重违纪或政治问题；只是暂时从领导岗位退下，身份仍为现役军队干部。
这种状态听起来不算太糟，但在实际生活中，却极不轻松。没有具体岗位，级别悬而未落，天天等通知却迟迟没有结果。对一个长期习惯于在一线工作、手上有大量事务要处理的老干部来说，空窗期远比繁忙更难熬。
冼恒汉在北京这一等，就是5年。这5年间，甘肃和兰州军区的领导班子陆续调整，兰州铁路局也经历了多轮整顿。全国范围内，对特殊时期各类问题的复查和纠错工作陆续展开，一些干部得到平反，一些案件重新审查。而冼恒汉的处理，却一直悬在那儿，没有定论，也没有修改。
有人说，他在北京住处曾向身边人感慨：“甘肃那边的事，总得有人负责，我在那儿这么多年，该记在账上的，记在我头上也说得过去。”这句话真假难辨，但从后续的安排来看，他对免职一事，并没有公开表示不服，而是承认自己在铁路问题上的错误，接受组织决定。
从政策层面讲，当时对军队支左干部的处理，有一种“宜粗不宜细”的倾向。考虑到那段历史牵涉面太广，很多决定是在特定氛围下作出的，很难通过逐案追责的方式理清全部责任，于是一些干部被整体调整职务，不再担任地方或军区主要负责人，但也不刻意放大其个人问题。冼恒汉显然属于这一类。
五、1982年的“了结”与离开军队
时间来到1982年，全国政治生活逐渐走上制度化轨道。中央提出要全面总结过去的经验教训，对历史遗留问题进行甄别和处理。在军队系统，对特殊时期支左、参与地方工作的干部，也陆续作出组织上的安排。
这一年，兰州军区通知冼恒汉回到兰州，对他的有关问题进行统一处理。有人以为，这次回去，可能会有“平反”或者重新启用的安排，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。经过研究，组织上决定让他退出现役，按师级待遇离休。
对一位曾经长期担任大军区政委、兼任省级“一把手”的老干部来说，按师级待遇离休，确实意味着一定程度的“降格”。不过在当时环境下，这种安排也并非极端个案。一些在特殊时期处于关键位置的干部，被要求退出领导岗位，转入离休状态，既是对个人的一种交代，也是为新班子提供更清晰的责任边界。
冼恒汉接受了这一决定，办理了退出现役手续，结束了几十年的军旅生涯。后来的情况表明，他的待遇并不是一成不变的。随着对那段历史认识的加深，一些具体政策得到调整，他的离休待遇从师级提升到军级，党籍也得到恢复。在某些重要活动中，他被邀请出席，以老同志身份出现，说明组织在评价他的总体人生经历时，仍然肯定其在革命战争和大西北建设中的贡献。
有人说，冼恒汉对甘肃一直有一种难以割舍的感情。毕竟从1930年代来到西北，到1970年代离开兰州，他大半生时间都与这块土地相连。从西北军区到兰州军区，从军区政委到甘肃省委第一书记，他的履历几乎都写在“西北”二字上。
细看他的一生，可以发现一个耐人寻味的现象：他在战火纷飞时期的经历，并没有给他带来致命问题；真正让他跌落权力高位的，是在和平年代处理地方与部门、两派之间复杂关系时，所做出的选择和承担的责任。兰州铁路局的事件，成为他整个政治生涯的重负，也成为后来被集中讨论的焦点。
在当时的制度环境下，一个长期在边远地区工作的军队政工干部，随着军区设置、地方需求和全国政治气候的变化，经历了上升、承担、争议、退出这样一条轨迹。功过如何，历史自有公论。但从史实看，他在大西北的长期工作，在甘肃水利和农业方面的努力，以及在兰州铁路局问题中承担的责任，已经构成了一个较为完整的历史片段。
1980年代之后，他以一位离休军级干部的身份，偶尔参加一些活动，更多时间则在相对平静的环境中度过晚年。那段在甘肃和兰州军区二十多年的“一把手”经历，连同1977年免去4个职务和5年等待安排的过程，最终被写进了有关大西北和兰州军区历史的材料里，成为研究这一时期不可绕开的一个人物案例。
天创网提示：文章来自网络，不代表本站观点。
